雄安新区三县原产业链分析：究竟谁承担这些支柱产业

  注：[1]雄县现有塑料且据官方统计为20000余家，而行业协会数据为80000余家，另有说法是现有企业2700多家，从业人员5万余人。

  在这些产业构成中，大多规模较小，以中小企业为主，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依赖超低人力成本而获取微薄的利润，从业者的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对很多企业来讲，普遍缺乏转型所需人才。这些可谓是区域内存量传统产业发展中普遍面临的短板，虽然近几年当地的有些企业家开始积极谋求转型，但限于人才短缺、管理经验不足、资金配置不畅等因素，纯粹依靠地方力量驱动转型，所需时间漫长不说，最终能否实现并不乐观。

  以安新县的制鞋产业为例，三台镇的产业体量很大，在当地登记注册的就超过了3800家企业，其中有一些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包括制鞋企业和配套企业，但数量更多的还是小微企业和个体作坊。作为中国制鞋行业内的“北方鞋都”，有产能但无品牌，有企业但无管理，有资产但无资本，利润低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与具有“南方鞋都”之称的福建晋江相比，晋江不仅出现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而且，还打通了资本市场和海外市场，从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市场化的国际化的资源配置，高水平快节奏推动产业转型，并参与全国乃至全球产业竞争，而三台镇的企业，普遍缺乏转型资源配置能力。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是，这些传统产业除了容城县的服装业外，其余很少集中在县城，而是分布在乡镇和村庄，并且以村庄为主。很多产业，都起步于家庭作坊，并随着市场开拓的需要，逐步升级到生产线，技术含量也从低到高。此外，镇域内形成主导产业后，又有专业村，逐步奠定各自的规模优势。

   表2:雄安新区传统产业区域分布

  当然，这些存量传统产业的发展层级虽然不高，但在当地大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产业集群效应明显，并形成了成熟的生态圈，大家协同生产，抱团取暖，以极低的成本构建了自己的竞争壁垒，这也是这些产业这些年沉淀下来的最核心的竞争力，一旦这个生态圈不复存在，这个产业上的单个企业就不可能存在。与其说基于区域产业集群的产业生态圈是这些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不如说是这些传统产业的基本生存之道。

  以我们本次重点调研的安新县制鞋产业为例，表面上很风光，但时至今日，“北方鞋都”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龙头，只见产业，不见企业。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片土地上高密度杂处交融，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壮大。

  针对雄安新区片区内的存量传统产业而言，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管理不规范，不严格，除了数量较少的规模性的企业外，三地散小乱污企业占很大一部分，其中部分企业存在污染严重的问题，比如塑料、乳胶行业等造成的大气污染，羽绒行业所导致的水体污染等，直接影响当地的河流水系并累及白洋淀水域，而制鞋业所带来的固体废弃物处置也成为当地环境治理的顽疾。

  基于此，我们的判断是，这些传统产业的产能和产能外迁将是必然趋势，从事情发展导向和结果而言，其中没有任何的博弈和谈判余地，当地的企业主早做搬迁打算为好，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腾挪空间和时间，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在转移的过程中需要系统思考转型的问题，并为企业的平稳落地提供最大支持。

  2、“产业乡愁”与300公里半径

  我们的调研显示，三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30多年发展，形成稳定的产业员工来源，容城和雄县主要以本地工人为主，占到70~80％，而安新制鞋产业主要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部分工厂占比达90％，其中以来自冀南地区的邢台、邯郸等地务工人员为主。

  正是这样的产业工人结构，也对产业承接地的选择带来了直接和深刻影响，我们姑且称之为“产业乡愁”，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说这些产业在一个地方发展演变多年，与这一片土地有着深刻的互动和关联性，植根于很多的乡村和家庭，对这些产业工人而言，与其说是产业依赖，不如说是对故土的依赖；

  二是说这个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生长出一个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同时，其实也生长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这个新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又对这种产业生态圈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决定作用，这种超低成本也超级稳定的产业关联，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组织有时候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种生态圈式的产业集群的异地复制很少有成功的案例，其背后就有这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些企业和产业工人对现有产业生态的依赖背后也包括了面对新的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的犹疑和恐惧。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产业乡愁”对当地存量传统产业集中疏解和集中承载地的选择影响就是这么深刻，就像当地一位参与推动这次产业转移的工作人员说的，“深刻的让你绝望”。在此前安新县制鞋行业协会发起的针对产业外迁目的地的线上调查中，超过62%的投票者表示“必须在河北省内，否则不干了”，近2/3的人把外迁目的地的距离作为重要指标。

  如果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距离雄安新区越近越合情合理，但考虑到现有几大存量传统产业的行业特点和发展现实，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成本逻辑。

  以安新县的制鞋产业为例，目前这里的企业生产的多为价格低廉的产品，利润单薄，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是立足于乡村级的超低劳动力成本以及社会关系化的生产关系支撑，如果承接地距离雄安新区太近，随着雄安新区的快速发展、生产力外溢和消费外溢，周边的生产生活成本将不可避免的提高，而这些传统产业在这些地方的转型不可能跑赢雄安新区的发展速度，所以，很快可能带来“二次搬迁”的问题，这不仅是这些产业集群所无法承受的，也是雄安新区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所不愿意看到的。

  比如，针对最近定州提出承接雄安新区制鞋产业的表态，我们看到的一份河北省行政学院的研究报告就提出类似的疑问，提出了将来可能会出现“二次搬迁”的问题。而且，从定州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而言，也应该从更高战略层级来思考自身的产业发展，与雄安新区的发展进行更充分更紧密的战略互动、产业互动、规划互动。

  在我们看来，这些存量传统产业的转移，既要尊重市场的规律，也要考虑搬迁的距离、承接地的政策和条件，如果为转而转，很容易陷入产业水土不服无法落地，或者落地之后很快面临二次搬迁的困境。雄安新区传统产业的“双转”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协会和企业主等各方，对于传统产业转向哪里，也要有理性务实的认知。

  具体而言，考虑到产业在承接地的落地和企业的长远发展，搬迁的距离上就不宜太近，也不宜太过遥远。如果搬迁距离过远，企业主距离家乡超过一定的距离，整条产业链条搬迁的完整度就会大打折扣，这既会打击企业主搬迁的积极性，也会影响搬迁落地的效果；如果搬迁的距离太近，比如就近在雄安新区的附近县域落地，则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面临区域产业政策变化、成本升高等问题，从而又面临“二次搬迁”的危机。

  对此问题，雄安新区多个行业协会、多名企业将搬迁半径预设为200～300公里的里程。这个搬迁距离的设定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这个距离没有超出京津冀范畴，以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统筹考虑搬迁过程中的产业协同、利益协同、区域协同的问题；二是，借助京津冀高速路交通，时间约为2～3个小时，尤其是随着高铁、城轨等轨道交通的开通，将大大便利企业家在承接地和家乡之间的往返，最大可能化解“产业乡愁”的困扰；三是，这个距离和雄安新区的距离又足够远，不会在短期之内接受到雄安新区的外溢，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有效地保持成本优势，有利于传统产业的落地生根和壮大，防止二次搬迁的出现。

  当然，对于正式的搬迁行为和产业集中承载地选择而言，距离只是一个方面，或者说更多的是产业转移的供给侧出发，在实际的“双转”过程中，还要从需求侧或者说承接地的综合条件进行考虑，尤其是在河北多个地方都已经明确提出愿意承接的的背景下，做出更优的选择。

  总体来说，一方面，传统产业能够在新的地方获得存续和新生；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要能符合新地方的发展需求，又需要承接地的条件和政策能够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未来潜力相匹配。

  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1）政府的态度、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及政策延续性的保障；（2）产业基础状况和相关产业政策；（3）当地人力资源状况、用工成本及相关支持政策；（4）承接地区位、交通、物流成本；（5）土地指标、土地成本；（6）财政补贴、税收优惠；（7）信贷、投融资、资本市场、产业基金等金融服务保障；（8）水、电、气、通讯、环保等保障状况、要素成本；（9）优质营商环境保障；（10）自然条件、人文资源、政策资源等区域环境状况。

 而且，在搬迁的时候，如果承接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候，只选择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而不考虑为其配套的众多小微型企业以及家庭作坊，那么即便大企业实现了异地搬迁，可能也会由于缺乏一个产业生态的支撑而无法正常运营。因此，产业的转移，需要整条产业链的完整转移，以在产业承接地实现生态的再造。

  此外，我们之所以认同雄安新区存量传统产业“双转”的路径安排，还有一个原因是，只有在承接地进行产业的生态再造和转型升级，才能重塑传统产业的发展环境，并逐渐提升产业在区域和全球的竞争力。这就牵涉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产业在承接地以什么样的项目形式如何落地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调研报告中继续分析。